编者按:《五百年来谁著史》出版以来,备受争议,可谓名满天下,谤亦随之。但亦有热心读者,或撰文回应,或秉笔纠谬,其中亦不乏真知灼见。作者退而自省,于是有增订本问世。增订本约增加三分之一强篇幅,论述更为翔实精到。尤为值得重视的是,增订本中许多注释,皆为作者半年多来考索求证之成果,辑录如下,庶近乎当代版《日知录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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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多年前,陈寅恪先生曾经用“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”,来颂扬宋明儒学的发生之于中国历史的划时代意义,而笔者学识浅陋,至今还难以理解他的这番高论之陈意所在。对于绝大多数中国百姓如我者,同样是60多年前,一位伟大的中国人,在黄土高坡的低矮窑洞里所说的话,却如悠远的雷声,时刻警醒着我们,告诉我们何谓佛陀、告诉我们: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支配历史的“大事因缘”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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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,被女儿郭平英称为“生活在‘天上街市’的人”;他逝世已经20年了,可各界评价尚未定论,正如其封笔之作《李白与杜甫》,赞扬与批判,竟然持续40年;他就是一代文豪郭沫若,封笔之作饱受非议从未间断,鲜有知音。在那个特殊的年代,《李白与杜甫》几乎人手一册。然纵有几人真正读懂诗仙、诗圣与诗人郭沫若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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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中国为什么不能富国强兵呢?说穿了,一方面是国家财政确实捉襟见肘,根本没有钱投资在军事和工业上;另一方面,西方列强也不允许中国把金融业与军事工业结合起来,使得清王朝借助国内融资振兴军事的能力归于彻底的不可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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简而言之是因为那本书散布的观点极其简单而错误,陈教授竟然把美国在金融危机中的惨重教训,当作成功经验推荐给中国读者,作为一个曾经受过中国培养的经济学家,这就不仅仅是错误。今天美国的教训就是:靠发行债务、靠透支未来,不可能建立起一个健康的经济,更不能支撑起经济的持续发展。正确不正确,主流非主流,那不是自封的,是要事实来检验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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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世纪以来,太多的学者在关注这个话题,从马克斯·韦伯到佩雷斐特,乃至鲁迅、陈独秀,“标准答案”越来越清晰,人们似乎已取得“共识”:是“封闭”、“保守”的“心态”,以及落后的制度安排,导致了中国曾经的衰落。但是事实真的如此吗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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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最近500年的世界史上,中国代表着“勤劳革命”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,而西方则代表着战争投资或者以“战争金融”推动资本积累的模式。学术界所谓中国的“劳动密集型”和西方的“资本密集型”之比较,其所指亦不过是这两种模式的具体表现而已。这两种模式究竟谁是谁非、谁胜谁负,依然还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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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们常说,我们的事业,只要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,就不怕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,但是,如果人民是一家一户,一盘散沙,他们即使衷心支持你,但也毫无办法,因为他们没有组织,也没有表达意愿的办法,结果人民究竟支持还是不支持,这件事连王安石自己也闹不清楚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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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,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,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。他们说,中国率先突破了,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。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?他说,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,就是我们前面说的: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,周礼是什么呢,复杂得很,但说简单了――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,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。这套逻辑,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,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,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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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率先走向了现代,宋代就发生了现代性转变,这个日本人赞叹得不得了。他们说,中国率先突破了,我们日本跟着也就突破了。为什么他们日本跟着中国就突破了?他说,中国人有一条了不得,就是我们前面说的:中国人的政治逻辑是周礼,周礼是什么呢,复杂得很,但说简单了――周礼是亲戚关系治天下,周天子和各个诸侯是亲戚关系。这套逻辑,到了中国进入现代以后,中国人就把这个亲戚关系用于处理对外关系,从而形成了一个朝贡体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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